摘要 《体育之研究》不仅是青年毛泽东的运动经验之谈，还是他对体育发展的时代之思。本文从历史社会学视角，结合《体育之研究》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毛泽东后期日益成熟的思想与体育号召、当代社会情境下的体育发展，在近代与当代跨时空对话中，探讨了《体育之研究》及其时代意义，认为：毛泽东对体育本质、位置、效用的思考，在当代社会也仍具有解释力；毛泽东所倡导的德智体三育并行，不仅是对杨昌济等人德智体三育并重观的接续，而且进行了思考延伸，不但强调根据学生所处阶段的身体情况灵活推行三育，而且通过德智体三育情况剖析了个体与社会在其中的关系与作用；在个体体育参与中，毛泽东不但建议个体运动法贵少且有效，而且鼓励恒、全、蛮拙运动，这对当代社会身处多种选择的个体，发展体育兴趣、提升体育参与持续性、真正在运动中获得身心均衡发展及保养生命等，仍具有积极意义。
《体育之研究》及其时代意义的历史社会学阐释
文 | 刘爱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章，不仅是“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的经验之谈，还是“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的时代之思。即便已过百年，毛泽东具有跨时代价值的体育思想，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们或就《体育之研究》对毛泽东文化观、体育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思想进行了探讨，或对《体育之研究》本身进行了当代价值再思考。相较于已有研究对某一具体时期的《体育之研究》的内涵及价值等分析，本文从历史社会学视角，结合《体育之研究》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毛泽东后期日益成熟的思想与体育号召、当代社会情境下的体育发展，在近代与当代跨时空对话中，进一步理解毛泽东体育思想，以及进一步剖析《体育之研究》及其时代意义。《体育之研究》作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师从杨昌济的作品，文中所表达的思想，不但可见毛泽东对杨昌济思想的接续，也可感受到他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发出的部分号召的回应。虽然这些有识之士的观点各有特色、存在差异，但就相关思想产生的根本驱动而言却具有一致性，即家国一体观。家国一体观在我国从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形成，随着西汉中期“独尊儒术”、宋代朱熹以“理一分殊”解“修齐治平”，和后期传承与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近代中国外有侵略、内有混战的动荡时期，家国一体观驱动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虽然救国观点有异，但是情怀动机相同，所以彼此间思想有交融和延续也便不难理解。“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面对国民体质衰弱及其对国家产生的消极影响，怀揣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在见证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军阀混战后，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表达了对国家安危的担忧。为扭转因人民体弱而导致的可忧之象，有识之士曾提出包括尚武思潮在内的系列呼吁及思考。伴随“强国必先强种”“强我华夏，体育为先”等观点的提出，以及兵操、体操、体育等在军队和学校的推广，毛泽东等人得以在青年时期进入“新式学堂”接触体育，并结合自己对中西方、传统与现代知识的学习而思考体育。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当时已有提倡者提出了种种提升国民体质的观点，但“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而“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即毛泽东认为相关提倡因未能抓住事物根本而无效，欲有效解决，还需从坚实体魄入手，而体魄坚实又源自体育锻炼，因此了解体育本质并发展体育便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体育的本质，毛泽东认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从中可知，体育是自我保养生命之道，意在顺应规则、秩序下身体各部位及身心均衡。在毛泽东以家国情怀为驱动，对体育回归于自我生命、身心保养的思考中，身体成为体育发展的落脚点。这种从宏大家国情境中回归个体自我，从“强国强种”回归“强身强心”的转变与探讨，不但与个体和体育直接相关，回应了“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的可行性，而且在“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中，回应了以民众强壮体魄强大国家的可靠性。这种从宏大到微观的本体之思，再从微观到宏大的家国之义，使得体育回归身体的观点不但具有了现实支撑，而且具有了理论意义。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时间（1917年）距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结束（1912年）仅过去了5年。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虽受到了国内部分学者的抨击，但其影响力并未消失。这一点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涉及的中国传统社会20多条典故、16位古代人物便可感受到。这得益于毛泽东在幼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然而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不容忽视，但在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中，毛泽东在青年时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在《体育之研究》中的最直观表现之一，便是打破传统文化重文轻武观念，而将体育置于第一位置。“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武术、射箭等传统体育辅助封建统治阶级实现了国土扩展和安全保卫，但传统社会中的统治者们并非始终重视体育，而是在和平时期更多通过重文轻武等观念的引导，以弱化内部冲突意识及能力、强化政治统治。长期受此观念影响，近代时期出现了“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 深入膏肓”。面对此情此景，康有为、梁启超、张伯苓等相继发出体育号召。不同于相关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毛泽东不但号召体育，而且更强调体育是第一位的，要比德育、智育更重要，即“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毛泽东对传统“重文轻武”观念的挑战，以及对体育地位的进一步强调，是他体育观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从意志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标志之一。虽然《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受《伦理学原理》启发而成，但与他同受之启发而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心之力》论意志不同，《体育之研究》是论物质、论身体。此时毛泽东虽然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更多将之视为西方的一种理论，但其对西方观念的辩证思考，已初步显现他的辩证思维。这种辩证思维不但体现在他对“文”与“武”关系的思考中，而且体现在他对“动”与“静”的思考中。相较于“朱子主敬，陆子主静”，在毛泽东看来，“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在体育参与中，不但可依据“动必有道”顺应身体规律的发展体育，而且通过“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可知，人的身体强弱也并非“天定”，而是在人的主体能动性下可变可动的。系列有关“文”与“武”、“静”与“动”的辩证思考，既是毛泽东对中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吸收和融合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对个体民主与独立的回应。以此而形成的“体育第一”观，伴随毛泽东影响力的提升而不断得到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与“体育第一”一脉相承的“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号召被全国推广，为中国体育提供了发展指引和支撑的同时，推动了国民积极身体观的形成。通过对《体育之研究》的研读，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而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实则得益于他在阶段性学习中所接触的多元文化及辩证思维养成。儒生出身的毛泽东，在少儿时期便开始接受私塾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在回忆时便曾表示：“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多年的儒家文化学习，使他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为其后期结合新思想思考中国发展提供了支撑。随着西式教育的兴起，毛泽东从私塾转向新式学堂学习，并逐渐接触到西方文化思想，他的视野与辩证思维逐渐得到拓展与养成。据他回忆，1912年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西方文化的学习，丰富了毛泽东知识体系的同时，也为他比较中西差异进而思考中国发展提供了路径。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毛泽东所处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等，同样助推了他深刻且丰富思想的形成。“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在毛泽东看来，体育运动不但有助于强壮身体，而且有益于身心发展，是能够促进身心均衡发展的项目。面对当时部分人所认为的“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多年的中西方文化学习，使得毛泽东得以用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中西方名人的实践例子，说明身心并非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同步的，并在同步发展中拥有更大的收获。以此观点为基调，毛泽东在对体育效用的探讨时，便不局限于强体魄，而是结合自己在中西方文化学习中了解的名人事例、自身经验以及新思想等，进行了多元分析与介绍。正如毛泽东在采访时曾提到：“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在创作《体育之研究》时，毛泽东便在陈独秀野性思考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认为体育实则也具有增知识之效用。除了强体魄、增知识，毛泽东根据自身经验及中西方名人体育实践，还进一步介绍了体育的调情感、强意志效用。无论是“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还是“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都是毛泽东亲身参与体育的感悟，而且是可通过大禹、项羽等名人实践而得出的结论。
经历了鸦片战争及接续的帝国侵略，清末的有识之士不断尝试找寻救亡图存的路径，其中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获得普遍共识的要务之一。随着从统治阶级到知识分子对教育重要性认知的提升，学校规模及类型也得到了拓展，除了私塾，还出现了教会学校、引入了西式教育。考虑到传统私塾的教材脱离社会实际，教学进度极其缓慢，教学方法呆板，因此西式教育的部分内容被融入私塾教育中，进而使得私塾教育呈现出新旧教育交织的样态。例如清末民初，湖南湘中地区的私塾，除教《论语》《御批通》等外，还增设数学、乐器演奏等新内容，并开设了史地等课程。虽然私塾教育得到了改观，但由于理念、方法等与西方国家相比仍较为落后，无法支撑中国国民素质的提升及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因此发展西式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相应的学校规模也快速扩张。据统计，1899年有各类教会学校学生16836人，1906年为57683人，1911年达到102583人。在私塾教育与西式教育并行的过程中，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仅丰富教育方式是不够的，还需扩大教育范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便明确“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除废疾、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由此，当时的国民教育进一步得到了推进、教育规模也在之后得到快速扩大。据统计，1912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全国中等学校832所，学生97965人；全国小学校86318所，学生2795475人。随着学校数量、教育规模的提升，思考如何以教育，成为时代命题。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这一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将培养教育者具有健全人格作为首要任务的教育方针，推动了民国教育体系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民国智育与德育的时代化转型与发展。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在我国发展的回顾，可知，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虽然在清末时便已呈现规模化发展之势，但系统化、现代化教育思想与方针的形成则是在民国时期。我国学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虽然1912年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见》一文中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以取消，但当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相关思想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具体到德智体教育中，即表现为在传统“尚文轻武”观念影响下的体育教育弱于德智教育。受到陈独秀“德智力”、杨昌济“德智体”并重的启发，毛泽东结合教育实践，进一步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德智体并重的观点，并认为应根据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身体情况，而进行阶段性、差异化教育。“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在毛泽东看来，儿童在小学时应该主要重视身体发育，在中学时应该注重三育并重。德智体三育并重并非全阶段的并重，而是需要根据参与者身体情况进行适当调适，对尚处于身体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体育在一些时候甚至重于德育、智育。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对三育并重、阶段性差异化德智体权重分配的思考，虽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教育情况而得出的观点，但将之跨时空结合到当代学校体育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价值。虽然我国在当代社会中物质资源等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学校教育水平提升，但德智体理论并重而实际非均衡的状况仍然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重文轻武”等观念仍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我国在当代体育教育中仍不够灵活、连续。虽然体教融合、阳光体育等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发展，但小学、中学、大学体育教育内容的高重叠、非连续等状况仍然存在。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倡导德智体并重的原因之一，便是当时体育教育的现实实践和推广情况并不理想。“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这种有形而无实的体育教育，不但表现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以发出口令、机械教学为主，而且表现在学生因本身对相关体育教育内容不感兴趣，但为迎合教学要求而身“在场”、神“不在场”。原本应身心舒畅的体育，在教育引导不当、学生主动性不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身心不一、体育参与感不畅，进而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与教育初衷。这种在体育教育中，出现的理想态身心均衡与现实态身心不均的张力，不仅在毛泽东创作《体育之研究》的时代存在，而且在我国当代社会同样存在。虽然近年来，我国学校体育也在进行改革创新，但仍存在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时疲于应付、脱离体育教育初衷的情况。这一点从我国中小学学生在课间操中参差不一的表现，便可获得直观感受。面对从老师到学生，都对体育教育“不上心”、未能达到以体育促进身心舒畅的目的，毛泽东从主观与客观两大类、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运动为体育之最要者。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其原因盖有四焉：一则无自觉心也。……一则积习难返也。……一则提倡不力也。……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其中“第一与第四属于主观，改之在己;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学生不爱好运动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其中客观原因主要是传统社会“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以及教育家不专业、教育者能力又不足，而主观原因主要是学习者内心不自觉、不清楚运动与自己的关系以及认为运动不符合社会风尚。结合毛泽东在文中的细化分析，笔者认为可将之概括为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即将社会观念及体育教育发展不科学归为社会层面，而将参与者不自愿、逃避归为个体层面。正如上文所述及的，这种体育教育发展不理想的情况不仅在《体育之研究》发表的时代存在，而且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造成跨时代同现象的原因，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就社会层面而言，传统“重文轻武”观念影响体育参与的情况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并为我们追根溯源剖析个体体育参与提供了文化分析视角，但就体育教育专家与教育者水平而言，当代社会相较于近代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体育院校的兴办，我国的体育教育专家与教育者整体素质水平都有所提升，这一点区别于近代时期教育专家不懂体育、教育者言语粗俗等情况。其次，就个体层面而言，个体不自觉仍是当代社会体育教育开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非同近代一样以运动为羞。区别于近代时期社会推崇文质彬彬、行止稳重，当代社会在现代化发展、社会分工加快下呈现出了多元审美和风尚，对个体外表评价不局限于文和稳，而是推崇个性化、各具特色。由此，通过对毛泽东所提及的影响运动参与的社会与个体层面，在近代社会与当代社会的同与异可知，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毛泽东所分析的影响运动的原因呈现出了一定的解释局限性，但其对社会、个体本质性的剖析和溯源，仍具有跨时代的解释力。
有学者概括了毛泽东一生中对传统文化态度的系列转变，并将之总体概括为五变：“一是少年时，他崇拜‘孔圣人’和朱熹; 二是‘五四’时期，他提倡解放妇女，开始批判‘孔老爹’; 三是在抗战时期，他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该继承; 四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孔子有褒有贬;五是从 50 年代末至60 年初已经开始批孔，至‘文革’后期达到顶端，致使孔陵被毁、墓碑被砸，孔子成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从中可知，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思想及态度经历了辩证思考、动态转变的过程，而毛泽东作《体育之研究》的时期，恰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期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根据广义的划分“五四运动”共由两个阶段组成，“前一阶段是1915年—1919年5月，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算起；后一阶段是从1919年5月4日至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依据该广义划分，毛泽东创作《体育之研究》时期，恰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不久，毛泽东对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和观点高度认同时期。此时陈独秀等人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受相关有识之士的影响，儒生出身的毛泽东也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思考，因此也使得《体育之研究》在内容呈现上，不仅有着对部分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有对部分传统观念的继承。在系列批判与继承中，传统文化中的“简”与“精”得到了继承，具体到毛泽东对体育运动的建议中，即表达为“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在毛泽东看来，运动之法不在多，只要找到合适、有效的，坚持一种方法便足够了。当然，毛泽东对运动之法“贵少”的观点得出，并非一叶障目。他同时区分了锻炼一己之身与适应各种需要而设定的运动法的不同，即“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这种对在不同需求下的方法“少”与“多”的进一步论证，也是毛泽东初步形成辩证思维的表现。鉴于这种区别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在对传统文化“简”继承的同时，进行了延伸思考。结合“近之学者多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毛泽东认为运动技艺的多与少不应成为好运动者与不好运动者的两个极端，无论对何方而言，运动重效不重量。总体而言，毛泽东关于个体运动方法贵少且有效的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都具有建设性意义。尤其在当代社会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等发展，丰富的体育运动形式为参与者提供了宽广的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容易使之产生无从下手之感。毛泽东有关个体找到适合有效的运动法并坚持下去的观点，不但对个体提升体育参与效果，而且对提升个体体育成就感进而增强体育参与兴趣等，都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毛泽东在创作《体育之研究》时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通过毛泽东在文章中系列论述可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了辩证及实践思维。这也为其后续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的生命观中，“既把实践当作人的生命基础，又将实践作为人的生命表现；人的生命分别在实践中展开和生成”。结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提及的“体育者，养生之道也”，虽然毛泽东并未就他的生命观进行系统、具体论述，但体育作为保养生命的重要内容，就体育的实践性而言，毛泽东与马克思在实践与生命的关系认知中实则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即都肯定了实践对生命的积极促进作用，只是此时毛泽东尚未形成系统的实践思考，而是对具象的体育实践与生命关系进行了讨论。在肯定了体育与生命间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结合自身运动经验及所见所感，不但思考了促进体育发展的方式方法，而且提供了运动中的注意事项。通过研读相关内容可知，也将之理解为另一种建设性运动经验的分享。毛泽东在诸多注意事项中，选择了三个主要的点进行了介绍：“运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在毛泽东看来，“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在此对运动中恒心的鼓励，一方面是介绍个体在持之以恒的运动中，将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是当长时间运动获得成效时，个体的自我价值认同也将提升，进而获得快乐。兴趣与快乐，前者作为运动之始，后者作为运动之果，是驱使个体参加体育运动之因也是持续参加之果。这种对恒心及其系列情感伴生的介绍，是毛泽东的个体运动感悟，也为当代社会促进个体体育参与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以兴趣吸引，并在快乐习得中强化体育参与。除了有恒心，毛泽东认为运动还应全神贯注，用力、踏实。“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在运动中全神贯注地感受自己身体中血脉流通、肌肉张弛、关节反复等，不但有助于个体感知自我，而且也是真正践行体育参与下的身心合一的过程，有助于真正发挥体育所具有的促进身心均衡发展的效用。毛泽东强调，在持之以恒、全神贯注地运动时，应用全力、踏实行动。此时运动者身体与精神的全调动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系列恒、全、蛮拙的运动注意事项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存在内部交互关系。毛泽东对三个运动注意事项的介绍，既是对运动的呼吁，也包含着自身对相关关系的辩证思考。体育运动是运动者身体内各器官、关节等共同参与的结果，身心的整体性决定了全神贯注地踏实、全力、坚持运动，不但有助于个体身体健康，而且有助于毅力等品质培养。
毛泽东创作《体育之研究》之时，正在湖南接受新式教育。对于当时既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毛泽东来说，丰富的教育经历使其在中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辩证思维。虽然相关思维尚在初步形成阶段，但对他理解与分析体育的本质、探讨运动的方法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由此也使得《体育之研究》虽然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创作的作品，即便在百年后仍具有跨时代价值和意义。毛泽东对体育本质、位置、效用的思考，在当代社会也仍具有解释力；而他对杨昌济等人德智体三育并重观的接续，以及对根据学生所处阶段的身体情况灵活推行三育的观点延伸，同样适用于当代社会。最后毛泽东结合自身运动实践所分享的建设性经验，对当代社会身处多种选择的个体发展体育兴趣、提升体育参与持续性、真正在运动中获得身心均衡发展及保养生命等，仍具有积极意义。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刘爱.《体育之研究》及其时代意义的历史社会学阐释[J].体育与科学，2023,44（0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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